分析前期的监察立法，监察法的重心在于赋权，即设立监察权、规定监察权限，明确监察机关职责内容及范围，由此形成监察机关监督、调查、处置三大职权及对应的监察措施。
[3]本文则从公法角度出发，聚焦于政府主体处理个人信息的的告知义务，从实践问题入手，阐释理论基础，并结合新实施的个保法，探讨如何从告知义务角度来规制政府这一最大的个人信息处理者，从而有效保护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为数字政府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保驾护航。[29]SeeDanielleKeatsCitron,TechnologicalDueProcess,WASH.U.L.REV.1249(2008)。
[39]可参考《信息安全技术人脸识别数据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第6.1a)条规定。[32]参见周汉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定位》,载《法商研究》2020年第3期。人脸识别数据不应用于除身份识别之外的其他目的，如评估或预测数据主体工作表现、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偏好、兴趣等情况。[41]此外，公共利益相对个体的信息权益也不必然具有优先性，因而政府机关处理个人信息必须告知具体的目的。[25]具体而言，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是指公民得要求国家不侵犯基本权利所保障的利益，当国家侵犯该利益时，公民得直接依据基本权利的规定请求停止侵害。
Gero Ziegenhorn.Katharina von Heckel Datenverarbeitung durch Private nach der europäischen Datenschutzreform.NVwZ 2016, 1585 (1586). [14]Albers/Veit DS-GVO Art. 6, Rn. 11 ff,in Stefan Brink/Heinrich Wolff (hrsg.), Beckscher Online- Kommentar Datenschutz, 35. Edition 2021. [15] See Peter Blume, The Public Sector and the Forthcoming EU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Law Review (EDPL), No. 1(2015), p. 32-38. [16]参见孙平: 《政府巨型数据库时代的公民隐私权保护》, 载《法学》2007 年第 7 期。公民的个人信息经常在毫不知情的情形下被收集、储存、披露或共享，公民的隐私权、人格尊严甚至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因此受到侵害，例如，警务工作中的个人信息错误导致错误的拘捕或行政强制措施等。因此，虽然监察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了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的，应当依法追究责任、严肃处理，但是，相关违法行为对应的处分并不明确。
根据既往的监察与司法实践，有权查看全程录音录像的主体是监察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审判机关，律师不在其列。根据监察法以及刑法的有关规定，在职务犯罪调查中，监察人员对被调查人或者涉案人员逼供、诱供，或者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没有造成轻伤以上结果，则只能按照行政违法处理。监察法实施条例第278条在上述规定基础上，额外增加了两种情形，即贪污贿赂、徇私舞弊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监督职责，应当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或者发现问题不报告、不处置，造成严重影响，依法严肃处理。就秩序而言，令人担心的不是自治性不够，而相反，是担心自治性太多，泛滥成灾。
然而，关于司法权对监察权的监督问题，目前仍然欠缺体系化方案。监察对司法的渗透，引发了学界对监察中心主义的担忧。
事实上，公开全程录音录像不仅对于辩护律师和被告人有意义，对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同样具有实质价值。当然，这种监察系统内部监督，本质上仍然属于同体监督的范畴，不在异体监督讨论之列。封建时代，中国不乏《唐律疏议》这样世界高水平的法典，欧洲也不乏代表性的法典。而在改革之后，纪检权通过辅助监察权运行，其预防腐败功能才真正得以全面激活。
根据该规定，在同一主体兼涉职务犯罪与非职务犯罪的场合，监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等机关应分别立案调查，监察机关负责组织统筹相关事项，这才符合监察法第34条监察机关为主调查的应有含义。国家监察制改革在发现实质真实和保障人权两大价值取向方面，更侧重于发现实质真实，在此价值逻辑下，构建了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具有高阶地位的监察权。与之相较，监察权配置基于预惩协同的法治反腐理念，强调预防第一性，惩治第二性。在纵向权力结构上，划分了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取得了良好效果。
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内控机制建设，不是为了削弱监察权，而是以制度建设提升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履职能力，最大限度避免监察机关及监察人员出现违法犯罪行为，保障监察权的正确行使。而且，正因为监察机关有强大的渗透力，才能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人员实现全覆盖监督，保障监察的实效性，从此意义上说，分权-控权模式下权力结构的不平衡对监察制度设计而言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参酌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经验，司法权对监察权的监督，宜从两组关系展开，分别是监检关系、监法关系。然而，监察调查过程中的全程录音录像，不是为了公开调查过程，而是留存备查。
对于司法机关而言，透过对全程录音录像的实质研判与分析，可以与监察机关移送的案卷资料相互对照，综合判断调查活动是否妥当，这对于检察机关加强对调查活动的再监督以及审判机关摆脱对监察机关的卷宗依赖，贯彻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理念大有裨益。因此，构建强势监察权的权力博弈逻辑自然顺应了该阶段的改革目标，高阶监察权的优势被过度放大，权力结构失衡问题容易被忽视。在这种模式下，监督权在与被监督的公权力博弈中天然处于劣势地位，体现了权力配置的不均衡，也意味着监督者无法对被监督者形成有效制衡。除此之外，基于公民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对立统一关系，监察权的创设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现实表明，监察权的强势介入既提高了反腐实效性，也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公权力的运行效能。因此，有多大的权力，就要受到多大的限制，权力越大则限制越大。
为了完成该项任务，就必须重新设计监督权，采取集中化的专门立法模式以整合分散的监督资源，提升监督权的法律地位，构建相对独立的监督权。然而在监察实践中，这一规定被误用为合并调查，即当一个案件中既涉及职务犯罪又涉及非职务犯罪时，所有的犯罪事实均由监察机关一体化调查。
监察权的运行问题，根源于权力结构失衡，这与改革早期的价值立场紧密相关。因此，对监察权的再监督更需要在同体监督之外寻求异体监督。
国家权力从集权到分权，实现了权力结构的整体平衡。以上监督方式，包含了柔性监督与刚性监督，功能上相互补充，体现了全国人大在监督内容上的宏观性整体性与控权式监督的顶层设计，较为合理地明确了立法机关的监督职责。
监察权的设立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强化控权的核心立足点。譬如，监察权吸收了司法权的成分，在处理职务犯罪时具有准司法权属性，因而很轻易地渗透了司法程序。在新四权结构下，监察权需要来自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监督。此种意义上的行政监督，属于异体监督，能够保障监督的实效性，同时又属于间接监督，并不妨碍监察权的正常运行。
二是监察管辖对司法管辖的实质压缩。因此，即使立法规定，监察机关应当依法行使职权，并与其他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也难以从事实上改变监察权对其他公权力的影响渗透。
从根本上说，反腐败是为了防止公权力滥用，促进公权力运行的法治化。紧接着，深化改革需要面临的问题主要有：监察权如何与司法权衔接配合，从而使两者形成反腐合力。
于是，新的权力结构由两个部分构成，其中，分权是对传统模式的吸收，控权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成果，两者融为一体。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前，监督权依附于行政权、司法权等公权力而存在，在编制上又受到被监督者的行政制约。
如前分析，基于权力博弈逻辑配置的监察权，容易渗透司法程序，影响司法权的运行。（2）对发现监察机关在调查过程中存在违法犯罪行为的，检察机关可以提前介入。当规则以成文法的形式颁布时，人民会更进一步接受这些规则，把它们视为共同的行为标准，并承认众人都有义务加以遵守，甚至把这个服从的义务追溯至更上位的遵守宪法的义务，此即法治的第一个层次——规则之治。在反腐理念上，从注重惩治到侧重预防的变化，强调反腐的主动性，使执纪监督与执法监察形成合力，及时发现并遏制腐败蔓延，保障了监察权运行的高效性。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包含完善监察法律法规、优化监察体系、健全配套制度等全方位提升，在此深化过程中，监察法律法规从缺漏到健全、监察体系从形成到优化、监察制度从初步构建到臻于完善，如同量变引起质变，借助规范和制度的累积、优化与完善，最终实现监察法治的层次进化。然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价值立场决定了这些形式完备的法律实质不善良，根本无法保障公平正义，亦无法实现法治目标。
监察法第41条规定：调查人员进行讯问以及搜查、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证工作，应当对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留存备查。但是，就如何相互制约，监察法实施条例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总之，深化改革的根本逻辑是以良法善治推进监察法治进化，塑造监察良法，需穿透至新四权结构的运作过程，重点关注权力结构平衡。而司法权是与监察权沟通最为活跃，同时也是现行权力体系下对监察权实施异体监督最具潜力的公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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